存在合理性
2020-12-19 13:59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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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目前天津市有96880出租车电话叫车系统(简称电召),但普及率不高。安装此系统的司机每月要交35元的固定费用(无论是否曾成功接单)。在北京,“嘀嘀打车”已经与当地电话叫车系统合作,将成为该系统的终端平台。您如何看待北京的做法?其是否具有推广意义?

在手机打车软件出现之前就有96880的电话叫车服务,缓解高峰期打车难的作用同样是杯水车薪。安装了96880终端、车号为“津e2***5”的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高峰时一般都不爱接单,太堵了,而且我们这儿只显示在哪儿叫车,不显示目的地,这是怕司机挑活儿。不知道去哪儿,那就一律不接了呗!”

天津频道 手机打车应用软件日渐风行,引发的争议也越来越大——到底是方便了乘客,实惠司机,还是引发了出租车市场新的混乱?日报记者通过实地调查,了解到虽然它给乘客和司机都带来了便利,可“神器”这顶帽子,还是有点大。打车难,不是一款软件就能解决的。

由于这种手机打车应用软件进入天津市时间较短,天津客运交通管理办公室信访科表示,目前没有接到由手机打车软件引发的投诉,因此还没有着手制定相应的管理规定。

记者:很多司机在高峰时,就算乘客加价,也不愿接单进市中心区域接单。深夜等出租车少的时段,也不好叫车。您认为缓解打车难,除了在叫车服务上下功夫,还应该做哪些改进措施?

王师傅说,据他向同样安装了“嘀嘀打车”的同行了解,梅江等打车难地区的居民下单比较多。

真是这样吗?“高峰期加钱,也不接市里的单子。”王师傅说。他安装了“嘀嘀打车”一周多,5月26日接记者的那次是他第一次通过这款软件接单。“其实单子一直挺多的,一直没接是因为没合适的。”王师傅说,“乘客上车点离我太远,不可能抢,尤其是高峰期,如果在市区里,特别是堵的路段,加多少钱也不接。有一次,下午5点半,有人下单从天塔到天津站。这个单一直没人接。当时我和几个的哥就在外环线与卫津南路交口附近,不算远但是也不会接。一是从那里往天塔开,太堵,规定的半小时内不能保证赶到,二是就算赶到了,从天塔到天津站多堵啊,就剩等候了,这趟活儿根本挣不着钱。”

“手机不停地响:‘叫车预约’、‘抢红包了’,一响司机就拿起手机看,根本不顾车正开着,有时甚至双手拿着手机看,坐在车里我是心惊肉跳啊!”张女士至今仍心有余悸。

贾义猛:作为一种新的服务方式,其出现后可能产生的问题与缺陷,需要兼顾市场供需与维护公平的原则,按照法治和理性的轨道予以解决。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关,不应简单地以“禁”代“管”。

就政府而言,一方面需要放开垄断,另一方面需要加强监管。从放开垄断的方面看,在政府对出租车行业实行总量控制、特许经营的格局下,政府需要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出租车市场供需的实际态势来核定牌照总量,同时应开放牌照申请,允许公司和个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都可以申请出租车牌照与经营,而人为设置过多不必要的申请门槛肯定会造成行业的变相“垄断”。另一方面,政府则应将加强对出租车行业运营的依法监管,对“宰客”、“挑活”的出租车承运者的违规行为施行严格监管和处罚。总之,在解决出租车打车难等问题是,应该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该由市场解决的必须交由市场来解决,政府应该管的事情则也必须管住管好。

记者5月28日上午9:10使用“嘀嘀打车”在西青区绥江桥附近叫车,30秒后就有司机接单(就是前文提到的王师傅)。因为记者在由市区向外环线方向行驶的道路一侧,空车很少。如果不使用打车软件,运气好10分钟之内能看到空车,但是存在被拒载的风险。大多数情况下,不得不步行近1公里乘坐公交车,先到达出租车较多的地段再说。

就手机打车应用软件引发的争议,以及越来越多的由第三方提供的网络公共服务平台带来的监管问题,记者采访了一直对此类问题保持关注的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贾义猛副教授。

其实王师傅就在距记者叫车地点0.5公里之外,因为一时看不到活儿,正停车在路边休息。如果没有打车软件这个平台,记者打不着车,他拉不着活儿。

安装手机打车应用软件,司机有什么收益呢?“一个月平均增加三四千元的收入吧。安装一个多月,共接了77单活儿。以前空驶时候多,还费油。现在不用盲目跑了,常常刚送一个客人到目的地,就能接到附近的叫车预约,还净是大单,有一天夜里11点接到一个去塘沽往返的单子,一共两个多小时,车费260多元,比白天四五个小时挣得都多。”

记者:除了手机应用打车软件,淘宝还一度出现了北京等大城市医院挂号系统,但后来被叫停。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日益普及,网络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软件商、电商将触角伸向公共服务领域。您怎么看这种趋势?行政管理部门应该对此如何监管?

“加价打车损害了公平的原则,这样和出租车司机不打表、随便要价又有什么区别呢?”读者刘先生说。

记者当天中午在河东区广宁路第45中学门口搭乘了一辆出租车,目的地是人民公园。半小时左右的行程中,不时有“有叫车预约”的声音从司机的手机中传来。据司机介绍,这款名为“嘀嘀打车”的软件,进入本市出租车市场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有5000辆左右的正规出租车安装了这款手机打车软件。安装后,如果有乘客运用这款软件叫车,司机就能收到预约提醒,最先接下订单的司机将为该乘客提供服务。

“安装之后,您工作的时间是不是拉长了呢?”“没有。不出车的时候,有合适的预约单我才出车。”司机王师傅说。“而且每月用这个软件接单前十名的司机还能得到来自软件公司的100元的油费奖励。”

“不加钱!”记者5月26日所乘出租车的司机说。“嘀嘀打车”的软件设计公司有关负责人也表示软件默认设置是叫车不加钱。但不是所有叫车预约不加钱都能成功。“前两天我就拉了个活儿,不到3公里,乘客花了29元。开始他没加价,半天没人接单,加5元也没人理,10元还是一样,直到20元,正好我在附近刚送了一个客人,就接单了。”

王师傅家住北辰区,安装这款软件,最初的目的就是自家附近不好打车,如果有人想一大早去机场什么的,通过打车软件叫车,跑早班的他能及时发现并接单。

“如果司机接了单,但是中途变卦,导致乘客利益受到损害,这时谁来监管司机?”读者陈先生不无忧虑地说。据了解,如果司机接单后爽约,将一周不能通过软件接受订单。但是陈先生认为这样的处罚不痛不痒,缺乏力度。

“我家在城郊接合部,以前这里就是村子。天天等半天也打不到一辆正规出租车。有了打车软件,现在方便多了。”家住西青区的黄小姐说。梅江、新四区的城郊接合部等公共交通欠发达,出租车去的少的地方的居民成为打车软件的受益者。

“我说现在下班时候打车,‘空车’也不停,原来都是接了打车软件下的单,有的还加价了。我们这些没有软件的,难道就该打不着车?不加钱,难道就打不着车?”在市中心上班的赵先生说。

贾义猛:要减少和避免打车难的问题,需要从规范政府与市场边界、积极利用制度和技术等多种方法来解决。打车软件的出现应该说只是一种新方法和新技术的探索,还需要政府在监管和服务上下更多功夫。

“有叫车预约,自大桥道至塘沽。”5月26日,记者乘坐的出租车上突然响起这样的声音。“这是‘嘀嘀打车’,只要是安卓系统的手机就能安装这个打车软件。”司机王师傅对记者说。

针对从打车软件到电子挂号等网络时代的新现象以及可能衍生的新问题,政府不应以禁代管,而应更多从看其是否有利于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原则出发,将灵活应用市场机制同完善政府监管和规制的本职积极协调起来。

有报道称,安装手机打车应用软件后,乘客将没有被拒载的烦恼。打车难的城市里,因为手机打车软件,司机就不挑活儿了?近日,深圳叫停了手机打车应用软件,上海和北京也表示将制定关于针对此类应用软件的管理措施。主要原因就是很多乘客在用此类软件叫车时会加价,以便尽快预约成功,这样的行为突破了不得靠加价竞争打车的底线。

如何将手机打车应用软件可能引发的问题纳入监管,目前是各地的一个难题。孙女士说:“听说‘嘀嘀打车’已经与北京市的出租车调度中心96106形成战略合作关系,将应用到96106的叫车服务中。天津能不能也这样呢?将96880出租车电话叫车系统的优势与打车软件的优势结合起来,省得一个易监管但接受程度低,一个受欢迎但监管不完善。”

it技术的发达和社会生活的信息网络化也为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多样化提供了更多可能的方法和渠道。传统由政府直接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也可以考虑部分或全部由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或厂商来提供,以增加服务的便捷性和效率。就此而言,一些企业或厂商参与公共服务提供是可以接受的,在有些领域乃至需要鼓励探索。当然,厂商参与公共服务,不等于将公共服务变成完全依赖于市场供需调整的私人物品,政府需要保障公共服务的公共性与公平性。有些公共服务,可以采用政府购买的方式,即政府出资购买厂商提供服务的方式,这样就可以既保障社会公众能够公平均等分享公共服务,又能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同时,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关,应该从促进公益与维护公平和兼顾效率的角度出发,加强对市场主体的监管,塑造良好的市场交易环境,将开放服务和严格监管结合起来。

记者:目前“嘀嘀打车”等智能手机打车应用软件在多城风靡,但是客运交通管理部门对它都持较为谨慎甚至否定的态度。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顾客在使用此类软件叫车时,可使用加价功能(最多加20元)。管理部门认为这违反了出租车不得在运价之外加收费用的规定,同时打车价高者得,也是有失公平。同时很多人又认为,出租车资源有限,价高者得符合市场规律;部分司机则认为接单时离叫车的乘客有一定距离,不加价,空驶过去的费用怎么算?而且目前上海通过正规的电话叫车,也会加收4元调度费。对此您怎么看?打车软件加价是否合理?

因打车软件的使用而衍生的出租车“议价”行为,从纯粹市场供需交易的角度看,存在合理性,但出租车行业从性质上不完全属于纯粹按照市场供需定价规则交易的私人物品,而具有“混合产品”的性质,即具有“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双重性质,只是“私人物品”的属性更多一些。私人物品可以根据市场供需原理定价和消费,而公共物品则一般由政府供给。由于出租车行业的这种双重性,其价格应该是根据市场供需由政府指导定价。现实生活中出租车价格由政府定价就是考虑了出租的公共服务属性,同时,即便是政府定价,也要考虑市场供需平衡因素,就是兼顾出租车的私人物品属性。就此而言,打车软件催生的单车议价、价高者得的现象存在不合理性,在出租车价格采取政府定价的格局下,建议取消打车软件附加的议价功能,可以考虑引入类似于上海电话叫车的增收调度费的方法。

“打车软件为乘客带来了便利,为司机增加了收入。可是谁来监管它可能带来的问题呢?”读者孙女士问。

贾义猛:在现代社会中,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一般由政府提供,但随着经济社会情况的发展变化和技术手段的更新,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可以多样化。

安装了“嘀嘀打车”的出租车司机王师傅并不认同刘先生的说法。“这就是市场。再说好多时候司机接单后到乘客所在地点之间的这段距离怎么算?”“一般接单的不都是附近的车吗?”记者问。“不全是。尤其是半夜,有四五点叫车去机场的,要是在城郊接合部,附近的车很少,接单的,开过去都有一段距离。乘客加的钱其实就相当于空驶费了。要不谁接啊!”说着,他拿出手机给记者看,上面有两个预约深夜用车的单子提交了很长时间,一直没人接。

电话叫车和软件打车都是为消费者打车提供更加便利的叫车方式,也有助于出租减少空驶,实现二者的结合的积极探索,是值得鼓励和期待的,它将为包括消费者和出租车司机在内的社会公众提供更大的便利性,何乐而不为呢!?

贾义猛:天津市实施的电话叫车系统,目前确实存在不普及和利用率不高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推广,重要的是推广的方法要基于合理原则和有效原则。目前采取征收月固定费的方式,对无成功接单的出租车而言,单方面增加成本而无获利,出租车司机抵触安装是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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